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与收入政策通常被称为四大宏观调控政策。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产业政策之间的两两搭配，理论界与决策层已有相对成熟的认识，但货币政策与收入政策究竟如何搭配才能保证供给侧改革顺利推进，则需要深入细致思考。
众所周知，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涵是制度与生产要素的变革。无论是制度变革还是生产要素的变革最终都体现为产业升级以及结构调整。通常而言，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由于供给侧改革是一个长期的命题，因此，伴随着供给端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需求端需要改变长期以来依靠投资拉动为主的增长模式，并逐步转变为依靠投资与消费并重的增长模式。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我国供给侧改革以来，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从2013年的47%上升到2016年的64.6%，而投资对GDP的贡献率由2013年的55.3%下降到2016年的42.2%。可以看出，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消费较投资对GDP的贡献度上升正体现了经济增长在需求端的结构性变化。
虽然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无论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还是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均需要摆脱过去依靠宽松的货币与信贷政策拉动投资和消费，进而促进增长的老路。因为，依靠宽松货币与信贷政策拉动，对消费和投资的效果不一定明显，并易导致资金“脱实向虚”现象的大量出现，最终导致各类资产价格暴涨，制约供给侧改革的效果。可以看出，宽松货币政策不利于收入分配均衡的实现。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收入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上，美国就有较为惨痛的教训。在卡特政府时期，美国经济面临严重的滞胀局面。卡特政府以及美联储的决策层认为，宽货币信贷政策有责任管理总需求，以降低失业率进而刺激经济增长。同时，他们认为，通货膨胀不是货币现象，而是由于工会的限制造成“工资—物价螺旋上升”进而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由于他们认为通货膨胀并非由货币引发的内在反馈倾向，因此利用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是难以实现的，且会让失业率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于是卡特政府运用“自愿指导线”的道义劝告等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而时任美联储主席伯恩斯运用宽松信贷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当时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容忍1978年12月石油价格冲击造成的价格上涨，在通货膨胀上升时保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不变。宽货币信贷政策使工资—物价相互推动的成本推动型通胀演化为预期推动型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卡特政府的宽货币信贷政策与限制工资的收入政策不仅对治理“滞胀”局面收效甚微而且令“滞胀”局面更加恶化。可以看出，卡特政府用收入政策治理通胀、宽货币信贷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搭配正好错位。
当前，我国政府部门通过联合监管，大力实施金融去杠杆之策，引导资金“脱虚向实”。央行在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国际金融危机促使国际社会更加关注金融周期变化，各国央行也认识到只关注以物价稳定等为表征的经济周期来实施宏观调控显然已经不够，以广义信贷和房地产价格为代表的金融周期要素失控极易累积金融风险。”可以看出，决策层对于货币与信贷政策的谨慎态度。同时，由于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导致居民财富收入的不均衡化，以“中性”货币政策托底，运用收入分配政策成为了当前调节居民收入不均衡化的重要政策手段。
如何运用好收入政策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进而实现消费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笔者认为，首先应完善生产要素评价与分配机制，保障初次分配的规则公平。主要包括清除市场壁垒，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之间的等级差距和流动限制等；其次，推进个税改革。依照“增低、扩中、调高”的总原则，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新税收体制，通过税制设计，合理调节社会收入分配，进一步平衡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税负。
通过我国的实践经验以及国际经验对比，可以看出，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为供给侧改革提供良好的货币环境，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和调整收入政策为供给侧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可持续的动力源泉。中性货币政策与收入分配政策共同为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成功保驾护航。